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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祖教授


李怀祖教授

在采访中,李教授主要回忆了管院复建等重要事件。他从院系调整讲起,因为对苏联模式的学习,管理学科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被贴标签,在院系调整中最终被取消。但幸而能以生产组织与计划等课程保留下来,1954年,我校建立了生产组织教研室并开始讲授这门课程。后来,在哈工大和人大等设立了研究生班,汪应洛院士等也曾在此学习,他也为保住这颗幼苗并不断培育发展这一学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李怀祖教总结了管理学院的建设历程中两个重要的成功因素:一是有强有力的学科带头人;二是我们充分利用了我们的理工科的优势。他勉励管理学院的师生保持优良的传统,总结经验教训,明确发展目标,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采访节选:

所以在院系调整之后,原先已经有一定规模的大学管理教育基本上就被撤销了。原来的教师有的转换专业有的转行,不过那个时候,大学管理教育留下了两颗幼苗,一棵是生产组织与计划这门课;另一个是工业企业管理这门课。这两门课之所以保留下来,是由于他们研究的是企业管理之中技术层面上的内容。属于工程技术这一类,认为它们不涉及生产关系,所以就和苏联的大学一样,将其保留下来。这两门课的教师分别来源于哈工大和人民大学。1952年,教育部聘请了苏联专家在哈工大和人大设立了研究生班。学员由各个学校选派,在哈工大的班级中,后来有了生产组织与计划这门课;在人民大学,产生了工业企业管理。我们的汪应洛院士,也是在这个研究班培养出来的。从研究生班毕业的教师都是各个学校这两门课程的骨干。在54年,这两门课成为了工程专业的必修课,我们学校在1954年建立生产组织教研室,开设了相应的课程。这可以看作我们管理学科恢复和重建的一个源头。

经过几十年的维护和发展,我们在汪应洛院士的带领下,保住了管理学科的幼苗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文革之前,在艰难的外部环境下,他坚守管理教育的阵地;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抓住机遇,开拓进取,领头我校乃至全国的管理学科发展,使我们的管理教育一直处在全国前列。

在改革开放之后,汪应洛教授领头开拓创新,充分发挥我们学校工科的优势,抓紧机遇,是我们在恢复和重建管理学科的方面,处在了先进的地位。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及时的抓住了系统工程兴起的机遇,将其作为一个复兴管理学科的切入口。我们国家最早引入管理学科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系统工程学科的兴起。这又来源于1978年在文汇报整版发表的钱学森等人《组织管理技术:系统工程》这一文章。这篇文章从科学的系统的观念而不是意识形态来论述问题。文章介绍了多年来一直不公开的西方的管理理念和方法,认为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的管理理论和技术。文章最后还谈大管理人员的培养问题,明确的提出来要兴办组织管理方面的高等学校,建立工程院校的管理课程等。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宏观的政治环境还是阶级斗争为纲,钱学森提出的组织管理和管理教学问题,并将系统工程视作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方法,说出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这个时候在学术界,像是一声春雷,震动了很多的教授和科学家。大家纷纷响应,特别是原先管理学科以及自动化、自动控制等的一些教师。汪应洛教授抓住机遇,牵头组织了清华、天大、大连理工等六所大学的管理方面有声望的学术带头人到交大来开座谈会,在78年冬天。我担任会议的秘书,这个会议大家对于钱学森的文章表示了大力的支持,同时也实际行动起来响应。在会议上决定大家各自成立全国首批的系统工程研究所。这些学校后来也是首批成立管理学院的学校。第二是80年代初,我们交大抓紧系统工程应用和推广的课题并作出了出色的成果。提高了学校的声誉,在汪应洛院士的带领下,我们承担了国家科委、纪委、教委、国务院等的重大课题,组织人员积极参与,做出了很出色的成果。你像人口预测与控制,最早就是我们的胡保生老师等完成的。后来纪委的重点项目山西煤炭的规划。也有教委牵头我们携手大连工学院、华中理工大学进行全日制大学的教育规划。还有科委的三峡工程的项目、科学院的农业规划的项目。经过几年努力,我们在系统工程学科中享有盛誉,正是因为这些成果的支持,使得汪应洛老师等,在82年研究生教育恢复时,成为第一批的研究生导师,招收系统工程方面的研究生,在1984年,招收第一批博士生。在推进系统工程的同时,79年我们和清华大学等11所工程大学申请成立了管理工程专业,我们在81年最早一批招收管理本科生。这批人已经毕业30周年。可以说中国管理教育每前进一步,我们不是第一个也是第一批。我们第一个设立硕士点、博士点,第一批设立专业学位、博士后等。在抓住了系统工程切入点后,结合理工科的特色,我们的管理学科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第三,我们抓住了管理学科交流合作的机遇。1983年,中加签署了中加双方管理教育的合作项目。由8个学校牵头,我们的合作方是阿尔伯塔大学,联手共做项目。这个项目的经费有7亿人民币,我们在8个对口学校中属于比较活跃的,也是活动项目最多的学校。我们办理两期的联合培养硕士班,四期的联合培养博士班,这些班的学员来自于全国的各个大学。包括了一些大学教授、大学校长、副省级干部等等,这样的班级在全国都有很好的影响,同时组织了学术研讨会,请到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参加。在项目下,我们前后有七八十名教师到加拿大访问和学习。由于项目的成效,我们和加拿大的合作项目又延长了5年。十年合作后,我们仍有联系,想在我们在上海等地也合办了金融硕士等项目。中加项目被国家教委评价为我们国家和国外教育合作项目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项目。我们的师资建设、人才培养、教材体系等方面都因此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所以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恢复和重建过程里,我们可以说在同行中很有声誉。汪应洛老师在很多的横向联合项目里面,比如各种协会和学位委员会等都是连续担任组长等职位。由于他的带动,我们的管理学科一直处在领头的地位。

从管院的恢复重建过程中,我体会了有两点很重要。一个是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学科带头人,汪应洛原始对内有战略眼光,把握了发展方向,开拓新的管理项目,与时俱进;对外能够打开局面,拓展横向联系,取得相关的领导部门的认可。这样的带头人对于学科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也是必需的。另外就是我们的发展过程充分利用了我们理工科的以特质,依托了自然科学发展起来。我们利用了工科定量的方法来回答和解决管理规划和各种运作中的问题。这发挥了我们的长处,所以发展比较迅速。这在今后还应该很好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