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怀祖

汪应洛院士离开我们不觉已有一年。时间冲淡不了我对他的思念，他的高尚形象永远活在我心中。他为发展中国管理教育和管理学科献出了毕生精力，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管理教育兴起的奠基人。我有幸与汪老师共事逾一甲子，一直作为助手在他领导下工作，目睹他一生献給管理教育和管理学科事业的全过程，忘我工作，艰苦奋斗，开拓进取，追求卓越。种种往事，历历在目，不时浮现在脑海中。写下一些往事，寄托我对敬佩的老领导和兄长的思念。

大约1955年初，交通大学参照苏联大学的教学计划，要在各专业毕业班开设《生产组织与计划》课程。当时，交通大学原有的管理学院已于1951年撤销建制，教师也都调离学校，转到上海财经学院等单位。学校为了开设这门课，在机械系设立了生产组织教研室，由有考察美国经历的周志诚教授负责，还有三、四位兼职教师，如校团委书记宗慎元（后来担任过教育部人事司司长），生产实习科长王寿彩等。1955年秋，汪应洛从哈尔滨工业大学由苏联专家执教培养工业经济研究生班毕业，回到交通大学，担任教研室秘书。周先生已属老年教师，汪应洛是科班出身，又年青有为，实际上负责教研室教学等各项工作，每天都来新建教室的教研室上班。他参照俄文教科书，编译出油印教材。1956,1957两年从本校各专业挑选一批毕业生到教研室任教，如郭干慈、张鸿庆、陶谦坎三位老师就是当时留下来的。两年后，生产组织已拥有10多名教师，为全校近20个专业开出《生产组织与计划》这门必修课程。

在此期间，汪应洛显示出他关注和解决中国管理实际问题的抱负，以及他的开拓创新精神。尽管成立不久的教研室要承担面向全校毕业班的繁重教学任务，他的视野并不局限在校内，而扩大到国内工业企业。他和第一机械工业部的生产组织研究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一机部的支持下，1957年春带领教研室教师到重工业基地东北，跑遍新建的工厂包括长春一汽和沈阳一机床等，实地调查“一五”计划期间新建企业的管理问题，并向一机部提交调研报告。另一件事是，有位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邵士斌，1956年与钱学森同时期从美国回归祖国，邵士斌回国后被安排在交大机械系公差教研室任教。当时的气氛下，一般人还不大敢与这些海外回归人士有什么个人交往，汪应洛了解到他熟悉管理科学的前沿技术运筹学和质量控制等，就不顾这些，和他建立较密切的个人联系，并说服他转到生产组织教研室，为教研室的教师讲授这些新知识。在汪应洛的联系和推荐下，一机部生产组织研究院聘请邵士斌担任顾问，加强了教研室与一机部的联系。因此，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教研室的年青教师就掌握二战后才发展起来的运筹学和质量控制，可说是在大学中率先引进了先进管理知识。文化革命中，汪应洛因与邵博士较密切的合作关系而受到批判。1958年夏天，生产组织教研室作为学校最后一批人员离开上海迁到西安。周志诚和3位年青教师留在交大（上海部分），大部分人员在汪老师带领下西迁，汇合原不在交大工作，随同爱人西迁的俞察和周谨两位老师，教研室共计10人，座落在西二楼二层中间一排房间。

西迁后不久，“生产组织与计划”这门课程便遇到问题。当时这门课的教材是从俄文同名教材翻译过来，内容包括“一长制”的企业组织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种规章制度。1958年正值“大跃进”运动，毛主席提出“鞍钢宪法”，要求“两参一改三结合”，“两参”是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是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强调群众运动，批判苏联企业管理中遵循的“马钢宪法”。这门课的内容与当时中国的形势差距太大，企业管理的现实与教材内容格格不入。许多大学“生产组织与计划”课程因此由必修课改成选修课，有的学校顶不住压力便取消了这门课，教师也转行到其他教研室。针对这门管理课程还能否存在下去的困难势态，汪应洛毫不气馁，积极采取措施，使这门管理课程和管理教育在西安交大延续下去。他组织教研室教师自己动手，编写结合中国企业管理实际的“生产组织与计划”教材。我记得当时纸张供应短缺，学校印刷厂是用灰色的再生纸印出，看起来很费力，但解决了当务之急。由于有了自编教材，这门课程继续面向全校毕业班开出，一直到“文革”大学停课为止。同时，汪应洛不满足于开出“生产组织”这门课程，还要提升大学管理教育的层次。1959年在全国技术革新运动的形势下，彭康校长主持创建了计算机，无线电，工程物理等新技术专业。汪应洛抓住此发展时机，申请创办“自动化生产组织”新专业，并得到教育部批准。为此，汪应洛积极招聘教师，欧阳毅，郑叔良两位老师就是那时从人民大学物色过来的，当时我还听他说过，尚属人民大学教师的许庆瑞（现浙江大学教授，工程院院士）也可能来西安交大。同时派出几位教师去中科院，人民大学进修，准备开设新专业课程。该专业1959年和1960年连续招了两届学生后，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高校大幅度压缩规模，这个专业不得已下马。现在看来，创办这样的专业是很有前瞻性的，犹如当前说“IT或AI环境下的生产组织”，符合发展方向。这也是汪应洛为创建大学管理专业，平生第一次所做出的努力。决策正确，无奈天有不测风云，未能成功。举办新专业的两年，为后续的研究和学科发展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改革开放后汪应洛与自动控制和系统工程领域学者的合作便是这段时间打下的基础。

为克服困难局面，另一项措施更具有战略意义，那就是组织教师投入管理科学研究，把学科发展和教学结合起来。那时，没有申请研究课题的规范渠道，汪应洛凭着他不断开拓的精神，积极联系国家有关管理部门。交大并非工业部委所属学校，他却能取得工业管理部门的信任，承担了多项重要研究课题。“大跃进”时期大搞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许多机械制造企业“土洋并举”地建起了流水线、自动线，1962年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后，第一机械工业部按照经济效益的要求整顿运动中的各种自动化项目。在此背景下，汪应洛从一机部承接了“自动化生产技术经济分析”课题，教研室大部分教师都参与了该课题在大连机床厂等地的调查研究工作，向一机部提交了研究报告，并受其委托拟订了“机械工业技术经济分析标准条例”。另一项从1964年开始的研究课题是化工部的试点，应用计算机控制生产过程。这可是全国各行业中第一个生产过程应用计算机的研究项目。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化工部化工研究院和西安交大共同组成研究队，在兰州化肥厂实施。这项课题也是由汪应洛从化工部承接过来的，并负责其中“技术经济分析”子课题，他带领“生产组织”教研室和化学教研室的六、七位教师参加，现场跟班劳动，观测记录生产运行的各种数据。经过一年多的工作,提出了技术经济分析报告,还根据现场实验结果,写了有关兰化五号变换炉生产优化的论文，发表在学报上。华罗庚1968年提倡的全国范围推广的“优选法”，其中正交试验法正是我们1964年应用的方法。后来这项课题扩大，兰州炼油厂也试点常减压塔的计算机控制项目，我校自动控制，计算机的师生也参与进来。这项研究受到彭康校长的重视，1966年春全校四、五十人的研究队伍动身去兰化和兰炼之前，彭校长还专门召集全队在行政楼302开会，说这是“大兵团作战”，鼓励大家打好这一仗。到了6月“文革”运动开始，工作组入驻学校，将所有师生撤回学校。研究工作被迫中止。不过，兰州化肥厂认为我们前期的工作有价值，1971年，再次邀请我们“技术经济分析”课题组的人员去厂工作，汪老师又带领了几位教师去工作一个多月。由于坚持结合中国工业企业发展实际进行管理科学研究，在校内产生良好效果，汪应洛领导下的生产组织教研室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受到校系领导的肯定和重视，而“文革”前夕，全国不少工科大学的生产组织教研室都无法应对困难局面而被迫解散。在校外，与国家有关部委以及“自动化”相关的学术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业务联系，得到这些单位领导的信赖和支持，这对于西部大学来说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主要靠汪应洛的努力和智慧。文革十年，大学停办，生产组织教研室解散，教师都转到校内其他工作岗位。汪应洛在1975年后，担任学校科研处副处长，但始终牵挂着管理教育。

1978年秋季，钱学森、许国志、王寿云在文汇报发表了《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长文，叙述了多年来谁都不敢讲的从泰勒制、“工时定额”、“计划协调技术”开始的管理科学形成和发展过程，将系统工程作为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方法介绍给公众，并建议恢复工程院校的工业企业管理课程，举办理工结合的组织管理的科技大学。该文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因为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宏观政治环境仍然遵循“以阶级斗争为纲”，管理教育仍属禁区。这篇文章犹如一声春雷，惊动了学术界。汪应洛敏锐地抓住此机遇，很快作出反应，与我校自动控制牵头人胡保生一起，联名邀请全国自动控制学科知名教授大连工学院王众托，天津大学刘豹，华中工学院陈珽和清华大学的学者前来西安，在交大行政楼312会议室座谈钱学森的文章，讨论如何响应他的倡议。座谈会后这五所大学率先成立系统工程研究所。这成为管理学科重建的前奏，这五所大学后来都是全国首批建立管理学院。刚成立的系统工程研究所，设在无线电一系，所长胡保生，副所长汪应洛，由三个研究室组成，大系统研究室和仿真研究室成员来自控教研室和工企教研室的教师，系统方法研究室则是由汪应洛将已分散到其他工作岗位的原“生产组织”教研室的教师抽调回来，汇聚在该研究室。

研究所成立后，汪应洛积极地开拓和推广系统工程学科。钱学森文章虽向公众推荐了系统工程这门组织管理的技术，但当时并没有一本系统地论述系统工程的专著或教材，汪应洛凭他管理知识的功底，很快对系统工程这门技术形成了自己认知的结构体系，1979年开始便不断地在校内外作关于系统工程的学术报告，同时着手编写系统工程教材，1982年他主编的“系统工程导论”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首次出现的系统工程教材。从此，系统工程作为一门专业课程列入大学教学计划。由于汪应洛的积极开拓和推介，以及“系统工程导论”和他后续主编的几本系统工程教材被广泛采用，以致学界在谈到系统工程发展过程时，总要提到汪应洛和西安交大，管理学院开设的系统工程课程被评为首批国家级一流课程和国家级精品共享课。在推动系统工程课程建设的同时，汪应洛组织研究室人员参加系统工程的研究课题。

上世纪80年代，系统工程在各行各业掀起了应用热潮。国家经委，计委，科委，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教育部，七机部等纷纷邀请大学和研究单位的专家，应用系统工程方法进行科学的宏观决策。在此应用热潮中，汪应洛与钱学森，许国志，王众托，顾基发，王慧炯等并肩成为引领者，在80年代主持或参与了多个重大系统工程项目，包括三峡工程论证，全日制高等教育规划，山西能源基地规划，以及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等。由于在系统工程领域做出的成绩，1981年刚恢复研究生教育，教育部批准的首批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中，就有汪应洛作为系统工程专业方向的指导教师。钱学森文章明确指出，系统工程是一门组织管理技术，并且倡议恢复工科大学管理教育。在系统工程起到“破冰”作用后，当时已脱离管理教育的原工科大学的“生产组织与计划”和文科“工业企业管理”课程的教师，在钱学森文章发表后，都翘首以待，期望“东山再起”。

汪应洛继1959年举办“自动化生产组织”未获成功之后，紧紧抓住再次遇到的大学管理教育提升档次的大好时机，他利用在管理学界原有人脉，积极与兄第学校联系，1979年促成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11所工科大学申请成立“管理工程”专业，作为工程教育的组成部分，并得到教育部的批准。汪应洛雷厉风行，1980年6月成立管理工程专业和教研室，借用东一楼电机系的房间作办公室，11月受国家经委委托举办了全国首次厂长经理培训班。1981年初成立管理工程系，在西二楼与机械制造系并列挂牌，9月第一届，也是全国最早一批管理工程专业本科生入学。1984年全国工科大学第一批管理学院成立，当年9月教育部批准西安交大恢复设立管理学院。对汪应洛来说，这标志着他长期以来发展大学管理教育的抱负已成为现实。管理学院重建，学校腾出中三楼二楼一排教室供学院使用，但人财物俱缺，且校内舆论对管理学院并不看好，认为学术水平不高。1981年管理工程系在西二楼并列挂牌时，就有议论：“怎么能与机械制造系并列呢？”当时最大的困难还是缺乏师资，原生产组织的教师不足10人，显然适应不了局面。在扩大师资队伍过程中，充分显示出汪应洛在学校教师中的号召力。当时学校专业还处在重组状态，听说管理学院缺人，校内许多知名教师纷纷找到汪应洛愿意前来工作。包括数学教研室的“王牌”教授邵济煦，外语教研室主任施明德，基础部的“状元”教师钱文翰，计算机系的骨干教师朱望规，图书情报的谢天吉，原政治经济学的陈金贤，许绍李，李盛昌等一批教师则于1980年开始就陆续转到管理学院（系），陈金贤担任新成立的管理工程系副主任。蒋正华，朱楚珠牵头的人口研究所，以及潘宇鹏，章德安，宋雅纯等组建的经济法研究中心也设在管理学院。有这么多成熟的教师，所以在1980年代短时间内就能适应社会需求，除了管理工程，还举办技术经济，工业外贸，图书情报，旅游宾馆管理等专业，承担本科和研究生层次以及部委委托举办的各类培训班的教学任务。上述这些校内其他专业转入的教师，大都与汪应洛同辈，甚至年长，但都能在汪应洛的领导下，合作融洽，心情舒畅，积极发挥自己所长。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局面，我想一是因为汪应洛的工作作风正派，能团结人。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从不搞小圈子。心目中只有工作和他热爱的管理教育事业，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推进工作，从不花时间闲谈什么生活琐事，家务事等等。一是因为他的领导才能，知人善用，宽厚待人，从不苛求，发挥大家的积极性，与他共事没有人会感到委屈或不平。

管理学院恢复建院伊始，就参加了国家教委与加拿大国际开发总署（CIDA）签订的中加管理教育合作项目（CCMEP），从1983年到1991年为期8年。加拿大8所大学与中国8所大学领头对口合作，阿尔贝塔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为一对领头合作学校。加方参与学校有卡尔加里大学和曼尼托巴大学，中方参与的有重庆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国家教委在总结该项目成果时写道：“这是我国和国外在管理教育合作项目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效果最好，影响最深远的一次。”1983年春，汪应洛随国家教委代表团去加拿大商谈双方合作事宜并访问各大学。合作协议签订后，汪应洛作为西交-阿尔贝塔大学（U of A）项目的中方负责人，非常积极地运用这项难得的资源，为刚重建的管理学院作贡献。在合作期内，汪应洛有创意地提出和组织了各种交流活动，除了双方人员互访，1987和1988年组织了两期MBA班，1988-1994年举办5期中加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班，1990年双方在西安组织了一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Herbert Simon）参加的国际管理学术研讨会，1993年双方在西安交大有30多所大学代表参加的EMBA培养及课程示范研讨会。在中加合作项目中，这些活动都是独具特色，其他对口合作项目都是没有的。加方对于西交-U of A项目的成果很满意，所以，在西交-U ofA项目（CCMEP）结后，又继续让西安交大和阿尔贝塔大学参加1992-2001年为期9年的中国加拿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CCHEP），这个项目，双方只有少数大学参加。两校友好的合作关系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双方还合作在深圳举办金融MBA班。加方高度评价汪应洛在双方合作中作出的贡献，得知汪应洛逝世噩耗，迅速发来悼念唁电。汪应洛花费很大精力领导和组织中加合作项目的各项活动，着眼点还是管理学院建设，事实证明，这些合作成果为管理学院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起到奠基的作用。通过合作办MBA班和博士生班，加方派来讲课的教师不下百人，使我们摸清了西方管理教育的体系结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和教材建设，这些经验和知识是学院珍贵的无形资产，引导和促进了学院后续发展。那段时期，学院大部分教师都去加拿大访问过，开阔了国际视野，亲历课堂互动教学，案例教学等先进教学方式，提高了科学研究的能力，促成学院在1980年代就具有一支较高教学和研究水平的教师队伍，足以高质量地完成各层次的管理教育。同时，由于上述合作交流活动，在大学同行中有较好的影响，也提高了学院在本校和国内同行中的声誉。学校研究生院的领导曾告诉我，省教育厅负责人曾议论，为什么交大管理学科估，能连续取得全国第一，讨论下来认为中加合作项目起到重要作用。

汪应洛一生执着地坚守在管理教育岗位，1958年迁来西安不久，学校任命他担任物资管理处副处长，后来任机械制造系副系主任，但他一直没脱离生产组织教研室主任的岗位。改革开放后担任学校科研处副处长和副校长，他仍然是管理工程系主任，管理学院院长。1980年代，省部级政府部门时兴从大学抽调干部，有几次好机会，他都推辞掉。然而，汪应洛的事业并不局限于交大管理学院，他一直关注着全国大学管理教育。早在1960年代，那时只有一机部成立工科大学的企业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汪应洛就是领导小组成员。改革开放后，全国性的有关管理学科的重要学术组织，汪应洛都是积极参与者，而且跻身于领导层，如担任了几届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兼工业工程分会主任委员等。特别是先后多年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教委管理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组组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科评审组组长，参与了管理教育和管理学科发展的多项规划和决策，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他与教育部管理教学指导组几位组长，联名给当时的副总理朱镕基和国家教委主任李岚清写了一份关于管理学科建设的报告，要点有：建立管理学门类；管理学门类分成三个一级学科；管理科学和工程不设二级学科，但含系统工程，工业工程等。朱镕基和李岚清批复同意这份报告的建议。从此管理学与理学，工学等12门类学科并列，得到快速和有序发展。我常有疑问，评议组这类组织的成员，都是管理学界的名人能人，特别是京沪的大学，如复旦的管理学院院长就曾担任过教育部科技司司长，清华管理学院院长也公认十分能干，怎么会推选出地处西北的汪应洛牵头。我想这是因为，汪应洛是建国后最早培养出的一批管理教育工作者，而且毕生坚守管理教育工作岗位，积极推动和发展大学管理教育，受到同行的尊重。同时他能提出正确的主张，合情合理的见解，能得到兄弟学校同仁的赞同。当年国务院发展中心主任马洪，教育部，科技部的有关领导都很器重汪应洛，我想就是看好他的见解和能力。

汪应洛的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也贯穿在他对我国管理学科发展作贡献的过程。在1980年代开拓推广系统工程以后，他不间断地探索新的领域。在1990年代初，大力倡导属于管理学科的工业工程，促成大学建立工业工程专业。作为试点协作组组长，积极推动了我国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MBA）教育。在科学研究方面，率先提出服务型制造业发展战略以及企业柔性战略，灵捷网络化制造模式等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和建议。参与中国工程院主持的10余项重大决策咨询课题。由于对我国管理学科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汪应洛荣获了系统工程，管理学科，工业工程，机械工程学界的各种最高学术荣誉奖。更令我敬佩的是，上面所列举的汪应洛在管理学科发展中作出贡献的事例，大部分是在他1994年突患严重脑溢血以及2001年做结肠癌手术以后完成的。我们一般年过花甲的人，如患过这样两次重病，那全部注意力都会放在身体健康上面，但汪应洛却是非常人，在积极锻练恢复体能的同时，随时惦记着的还是工作和事业。他不忌两腿行走不便，仍旧每天上午去办公室，承担一个个研究课题，接受一个个咨询任务，参加一个个会议。我记得1995有一天，他脑溢血恢复后第一次去北京参加会议，回来后十分高兴对我说：“这次是零的突破”，的确，此后他不顾脑溢血的后遗症状，几乎与患病前一样，在20年的时间里每年平均不下10次出差外地，参加各种学术和专业活动。没有高尚理念的精神支持，没有非凡的毅力，是不可能做到的。什么叫艰苦奋斗，忘我工作，我感到汪应洛一生事迹就是最好的回答和诠释。当年汪应洛和我那一辈大学生最流行的座右铭是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一个人的生命应当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忆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我想，汪应洛晚年时，回忆往事，一定能问心无愧地说，没有虚度年华，已竭尽全力，为交大和全国管理教育事业奋斗一生，并且会为取得的丰硕业绩感到欣慰和自豪。

西迁时，不到10人的教研室，改革开放后，管理教育重建，几乎白手起家，现在已发展到拥有两个国家一流建设专业，师生达2千人的学院，与一些老学科老专业一起，成为学校的支柱。而且，在管理教育和学科40年的恢复和发展过程中，西安交大在全国大学中始终起到引领作用。交大西迁后，不少工科专业艰苦奋斗，不断发展，始终保持全国前列地位，值得敬佩。不过这些专业，原本就是棵大树。管理学科不同，西迁时只是一株幼苗，几十年来还经受种种风雨，临近消失，能发展成现在这样的大树，当年谁都不曾料到。西安交大管理学院有今天这样的规模，成就和声誉，它的创建人和奠基人汪应洛的功绩，当永载史册。在全国管理教育和管理学科发展的历程中，留下许多汪应洛作出贡献的印记， 他几乎囊括了管理学系统工程学界所有学术荣誉奖，标志着他在管理学领域的泰斗地位。

最后，借此表达我个人的一些心情。我有幸从1955年开始与汪应洛同事，基本上都在他领导下工作，管理学院重建时我作为他的副手担任副院长10年。他和我联名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文章，第一篇是在1963年，2019年最后一篇。60多年的个人交往中，我一直对他怀着“感恩和内疚”的心情。1958年初我在清华进修被划“右派”，随即回到交大。当时对“右派”的处理有明文规定。但对一些细节和具体问题如何处理，单位负责人就有选择余地。我当时编制在生产组织教研室，汪应洛是负责人。处理时，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把我留在上海，还是随教研室迁往西安。当时的环境下，带上“右派”犹如带上个臭包袱，一般人都怕惹麻烦，避之不及，但汪应洛却选择让我去西安。其实，我虽然属于生产组织教研室，但教的是另一门课程“机械制造企业安全与防火”，因该门课程将被取消，1957年春学校派我去清华自动化班学习，所以，不带我去西安是名正言顺的。如果留在上海，不久遣送新疆，那我就是另一种人生了。来西安后，正逢大炼钢铁，我被派到学校铸工厂采购原材料和清砂劳动，约一年后汪应洛将我从铸工厂调回生产组织教研室，让我为办新专业收集资料，给我不脱离业务的机会，有较宽松的条件看书学习，我那段时间成为图书馆教师阅览室和外文书店的常客，翻译了不少俄文专业资料。到1962年，汪应洛更是安排我参加一机部和兰州化肥厂等研究课题，并不避嫌和我联名发表文章。这些，使得当时十分自卑的我感到自己还能发挥些作用，前途还有希望，增强了活下去的信心。我在打入另册的20年中，能得到上述安排和机遇，在当年的环境下是很少见的，只有汪应洛不忌“麻烦”不顾安危才这么做，一般人都不愿意也不敢如此惹祸上身。我越老越感到珍贵，能遇到汪应洛这样的领导，挽救我于沉沦之中，改变我的命运，真是我一生的大幸，所以我对汪应洛一直怀有感恩之情。到了“文革”时期，汪应洛的确因为我而遭到“大麻烦”。他被栽上“走资派”等污名挨大会批斗和大字报批判，罪状头一条便是包庇重用李怀祖。为了我，汪应洛“文革”期间吃了不少苦头，所以我一直感到内疚，对不起他，恩重如山，却无以为报。